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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我的二姑因入党政治审查，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去上海搞外调；以及武乡县编修县志派出收集资料人员（李志宽），都曾去上海敌伪档案馆调查材料，档案馆内的老馆员曾询问过“聂重义的后代在哪里？这里还有他的不少遗物呢”。这是后话。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同共产党分裂，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奶奶的几个弟弟那时寄居在家中。大弟弟李善威（我称为大老舅，20世纪80年代病逝于太原）很崇拜他的姐夫。每当我爷爷下班回来，老舅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热毛巾、热茶送到书房。老舅生前总爱对我絮叨爷爷的一举一动。他对我讲，那段时间，上海市区极端不安，爷爷嘱咐全家人天黑后不准出门，他独自坐在书房里，或是蹙着眉头沉思，或是伏在案上疾书。老舅说，家中雇着一位山西藉的厨师，经常借口去小菜场买菜而许久不返。听奶奶说，他似乎和社会上的共产党人有来往，而爷爷结识的人士中间也有共产党人。这位厨师经常做一些爷爷喜欢的菜，还时常找机会同爷爷聊天，爷爷曾对厨师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教你学国文，我当你的国文先生；你的英文好，你当我的英文先生吧。” 

那年（1927年）春末，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一到夜晚，呼啸的警笛声显得格外刺耳，忽远忽近，此起彼伏。爷爷决定让别的女佣人去市场买菜，不准厨师离家一步。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淞沪抗战的一个多月中，爷爷每周去法院两次，每次最多呆半天；后来近半个月，干脆呆在家中不出门。法院在英美租界内，虽然相对安全，但战事爆发后，关注战事进展和援助抗战将士成为全体市民的第一要事，别无暇顾。法院当局没有下达停止工作的通知，但此时人心沸腾，法官们已无心安稳地坐着办案。市区北边传来阵阵的炮火声激起了人们心中久久压抑的抗日情愫。大老舅忆及当时说，家中人闻知国母宋庆龄和何香凝老人带头倡议为19路军捐制棉衣，都各自凑了银钱，托厨师老李去办理。厨师老李在征得爷爷同意后，几乎天天往外跑。      

最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竟然不顾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声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是指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市民简称为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自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18个省市的6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出席会议。这7人中，除邹韬奋是救国会40名执行委员之一，其余6人均为救国会常务委员。     

很早之前，爷爷就对“七君子”怀有崇慕之意，尤其是对“七君子”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敬佩有加。在1936年11月22日之前，爷爷就感觉到将有事情要发生，对救国会领袖的安全感到担忧。大老舅对我说过，在那段日子里，爷爷的脾气变得焦躁起来，在书房里坐不了一会儿就踱到客厅，心思重重。      

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策使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巡捕将“七君子”逮捕，关押到上海卢家湾法国巡捕房。23日下午三点，“七君子”被押送到法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上海人习惯称其为高三分院，因其二审法院名称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进行审理。   

因当时法律辖区的现状，上海市公安局要亲自审判处理“七君子”，必须先经过租界法院审理，罪证充分，罪名成立，才能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   

那天，临近下午四时才开庭。爷爷是这次庭审的法官之一。关于这次开庭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会议文字，散见多处。几乎所有审判人员都认为“七君子”的“罪证”不能成立。救国会的抗日爱国行动已是家喻户晓，且光明磊落。但是受到国民政府强硬指使，要求法庭无论如何也要审出些“罪名”。于是，审判长反复围绕“七君子”和共产党有无关系以及有没有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问题进行盘问。“七君子”的凛然正气使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之动容。法庭最后宣布，“七君子”没有一点犯罪的证据，所以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引渡）。上海市公安局在庭上两次提出要求移押“犯人”，均遭拒绝。晚上8时左右，“七君子”由律师一一保释回家。那天晚上，爷爷回家后心情十分愉悦，同家人的话也多了些。   

“七君子”无罪释放的消息，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一方面密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行动，于24日起，又在租界内强行将“七君子”抓捕。12月4日，秘密将“七君子”移送到苏州高等法院关押。另一方面，蒋介石要对首次审理“七君子”的“失职”人员进行处罚。爷爷因在庭审中明显赞同“七君子”抗日主张，促成“七君子”无罪释放，竟被蒋介石下令逮捕。   

奶奶回忆起那个漆黑的夜晚：爷爷刚从书房出来准备进卧室休息，就听见楼下猛烈的砸门声。全家都预感到凶多吉少。佣人吓得不敢开门，爷爷从楼上下来，亲自打开门。六、七个便衣一拥而入，其中一个巡捕认得出爷爷，做了个手势，立即上来两个人扭住爷爷，说：“请你走一趟。”爷爷平静地对着楼梯上的奶奶和12岁的父亲说：“你们先睡吧，有什么事明日再讲。”     

奶奶记得，那天爷爷走时没有带近视眼镜。那副黑色圆框的眼镜静静地躺在书桌上，仿佛一双炯炯发亮的目光。当晚，奶奶一宵未合眼，次日一早就包了些替换衣物，由老舅相伴去打探爷爷的消息。     

据志书记载，爷爷被国民党监狱关押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获释放。7月7日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正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同时，揭开了中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序幕。全国的舆论迫使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做出若干姿态，释放了部分所谓政治犯，爷爷也因此被释放，恢复公职。    

爷爷一生崇敬文天祥，常以文天祥的诗文自勉。父亲曾多次忆及爷爷的训导，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要以文天祥的英雄气节为楷模。每忆及此，父亲就会轻声喃语，一字一顿地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我望着父亲，他的眼中分明闪着淚光。    

我读过文天祥的诗文，对其《过零丁洋》和《正气歌》中的句子亦耳熟能详，但我相信，我对这些诗文的领悟决不会象爷爷和父亲那样深刻、透彻。     

爷爷曾负责主审一起“逆伦案”。案情大致是兄弟俩人合谋杀害了其生身父亲，并将尸体肢解后放入硝镪水（硝酸液）中蚀化。案件震惊了上海滩，舆论视为大逆不道，为人性天理不容。但是，兄弟俩有着社会黑道的背景，其家属先是采用重金贿赂的办法，托人上门说情，遭爷爷拒绝后，又采取恐吓的卑鄙手法，扬言如果“判处过重”就要施行报复。一天，邮差送来的信件中，有一封包裹严实的邮件中赫然是两枚手枪子弹。老舅告诉我，那天收到这封恐吓信后，一向不苟言笑的爷爷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冷笑。   

即将开庭的前几天，爷爷嘱咐家人不要轻易外出，以防不测。 

 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各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检察官陈诉了起诉状后，法庭当众出具了各色罪证。尽管被告化巨资聘请了上海滩的大律师为之辩护，但其罪大恶极，罪证充足；且民愤巨大，社会影响甚广，爷爷铁面无私，当庭宣判处以极刑。宣判结果一时轰动上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2010年，父亲去世后，上海电视台曾到普陀区大华三路水岸澜桥居民社区我的二妹聂元园家里访问，与暂住于此的叔叔聂国章交谈，计划拍摄当年轰动沪上的弑父案件，并提供了当年《申报》等报刊有关新闻图文的复印件，庭审法官的名单中赫然印着爷爷的签名。后来因故未能启动此事。）   

奶奶生前曾对我说过，爷爷平时生活极为简朴。虽然在大城市生活多年，但山西农村的清淡生活习惯仍然未改。平时上班多穿蓝布长袍，偶尔穿青灰色中山装。因住宅离法院较远，长期包用一辆黄包车（人力车）。一日三餐都在家中，喜欢吃面条，尤其对炸酱面情有独钟。平时夜间审阅案卷久了，睡觉前需要佣人专门为他做一小锅“和子饭”（小米粥中熬一些面片、山药蛋块和黄豆之类，为山西晋东南人所喜爱）。有时，不方便做“和子饭”，就煮两只鸡蛋剥着吃。爷爷最讨厌宴会，很少参加什么人的宴请，人际关系显得较冷漠。同爷爷接触较多的人中间，几乎没有司法界同行。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杭州、南京相继沦陷。爷爷所在的法院因有租界关系，得以苟延残喘，照常办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宣告向英美宣战，当月上旬，日军控制了上海租界，上海遂全部被日军占领。这个月8号那天，黄浦江上炮火纷飞，英舰彼得烈尔号被日军击沉，美舰威基号挂起白旗投降。爷爷从这一天起，将自己关在书房中收拾案宗文件，轻易不让人打扰。那段时间，坏消息不断传来；九龙和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上海市面物价飙升，抢购风潮迭起…… 

1942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汉奸也迅速渗透或接管了各个部门。整个社会局面一片混乱。爷爷同法院许多同事都商定，绝不为日本人做事，以各种借口或躲在家中，或暂避乡下。上海法院当局为了向汪伪政府邀功讨好，企图以高官相许或重金诱劝一些有名的法界人士就任各重要职位，上演了一幕幕丑剧。    

上海高等法院拟定了一份委任名单，其中委任爷爷为上海地方检察院首席检察官，企图借爷爷在市民中的声望来安定局面。委任状下达的那天，爷爷被叫到法院。弄清原委，爷爷当场严词拒绝委任，拂袖而去。       

回到家中，奶奶见爷爷面色不好，立即让爷爷躺下，并加盖了一条被子。当时，爷爷已患了肺结核，上海那年的冬季十分难熬，阴冷的空气让人窒息。爷爷情绪低落，咳血不止，面色惨白，全家人都很焦急。正在此时，有人敲门进来，爷爷抬眼看去，是法院院长徐维震，他亲自上门并非探视爷爷的病情，而是再次劝说爷爷出任首席检察官。爷爷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用尽力气摆了摆表示拒绝，闭上眼睛，不再说一句话。徐院长悻悻而去。

奶奶为爷爷穿好衣服扶下楼来。那人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叫爷爷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讲了一通关于时局的屁话，然后直奔主题，劝爷爷识时务，尽快上任，否则就别想在上海滩过生活。爷爷知道来者不善，定是受汪伪当局指使，硬抗下去一则对家人不利，二来自己亦恐遭致不测，便声称自己病疾在身，俟修养数日再去赴任。来人见爷爷确实面色不佳，谈话间已数次猛烈咳嗽，便放下“后会有期”之类的话语，率人离去。     

全家人稍松了口气，见爷爷低头蹙眉沉思，都不作声。爷爷突然抬头，眼神一亮，吩咐收拾行李，决定让父亲陪他搭乘当晚的火车去山东潍县，那里有爷爷的一位同窗至交。    

父亲将爷爷安顿在潍县那位李姓老先生家后，不几日就返回上海。奶奶说，爷爷走后的头一个月中，家中来过三、四帮人，奶奶都以爷爷回老家养病为由搪塞过去。后来，这些人再没出现。    

爷爷忧心忡忡在山东住了二个多月，悄悄返回上海。在这期间，高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因拒受伪命，在乘人力包车回家途中，被日军指使的浪人枪杀于爱多亚路（今西藏路）大世界附近。郁华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胞兄，被刺后，郁达夫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方清明闻海内”，下联是“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郁华执法不阿、为国捐躯的清亮名节，同时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诗人对强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无比愤慨，因此振奋人心，传诵一时。当时，许多不愿替日伪做事的法官纷纷躲起来，有些则辗转跑到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爷爷因家人拖累，决计暂留上海。爷爷的一位同事，当时是法院的实习推事，父亲清楚地记得他叫石美渝（后任国民党军事法庭庭长，曾主审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来家中托爷爷做保人，借一笔款子作赴重庆的路费。一年后借款到期，爷爷将家中器物变卖还了债。抗战胜利后，石美渝回到上海接受法院，到家中来看望爷爷时提起欠款事，表示想按照法币折算归还，折算下来的实际价值仅够买米数斗。爷爷婉言拒绝，声明旧账决不重提。石才安心离去。    

1943年8月，汪伪政权在日本侵略军支持下，接管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将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上海公共租界改为上海市第一区。当月，上海最高法院当局无奈宣布：开除“无故不到任”的爷爷的公职。   

在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爷爷的病情日渐加重，家境每况愈下。为了节省开支，爷爷带领全家人从淮海路那套楼房里搬了出来，租住了一套面积小了许多的小楼。眼看家境如此，几位老舅和其他亲戚也陆续返回山西太原，居住在奶生堂的四合院中。父亲和二个姑姑还正在上学，为解决生计，父亲课余时间为复旦大学食堂帮厨，得以减免学费；二姑上高中，晚上去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挣钱助家。爷爷虽然失业，但有许多律师敬佩爷爷的法律学识，找上门来请爷爷帮助审理案件，起草文书，支付一定酬金。这样，一家人才勉强维持生活。在上门的律师之中，老人们回忆有位大律师叫俞传鼎的（存疑，或是俞氏族人，或是俞姓他人），对爷爷很尊重，对家人亦很客气，经常带着水果点心之类的礼物来。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西南后方“下山”，忙着接收，同时也忙着分封官员。周佛海受蒋介石委任，由大汉奸一变而为“上海行动总指挥”，整个上海局势混乱不堪。爷爷自知不可能再被国民党任用，经山东潍县李先生邀请，遂欣然赴潍县税务局任事。   

爷爷在潍县的经历无资料可循，老人们的回忆中也是块空白。只有《武乡县志》中略有记载：“经人推荐赴山东潍县税务局任办事员。因刚直不阿，屡遭刁难，愤然辞职返上海。”    

爷爷一生清贫，壮志未酬。他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也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值得纪念的东西。爷爷的历史，在众所周知的“十年动乱”中，甚至给他的后代带来了灾难。但是我相信，爷爷是无数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仅此一点，就值得他的后代去缅怀。     

爷爷曾寄希望于“法制救国”，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的愿望只能是望洋兴叹。从意气奋发的学子到正气凛然的法官，从被蒋介石逮捕到被汪伪政府开除，爷爷短暂的一生，映现着强权政治下法律的无奈。    

爷爷“晚年生活窘困，景况惨然，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始免冻馁。一九五O年七月肺疾日重，无复治疗，长辞人世，终年五十岁”（《武乡县志》语）。    

爷爷死后，奶奶跟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至太原市商业局的叔叔（聂国章，曾荣立二等功）回山西太原居住。父亲和母亲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虹口区靠近四川路的一条小弄堂内（武昌路鲁关路10弄7号）。居住面积不足20平方米，全家8口人在这拥挤的环境中熬过了许多年头。记得小时候我与4个妹妹1个弟弟，6个孩子都睡在狭小的阁楼上。    

爷爷死时，我才三岁，对爷爷的记忆竟无丝毫踪影。因我是长孙，奶奶对我十分偏爱，记得幼时曾随奶奶到太原住了几年。后来我回到上海读书，奶奶也曾到上海居住。父母很孝敬奶奶，尽管当时生活极端困难，仍经常买些糕点给奶奶尝。奶奶舍不得吃，当着父母的面象征性地咬几口，趁人不注意，把剩下的半块蛋糕或半只酥饼用手帕包起来掖在被子中。等我放学回家，奶奶就会对我使眼色，悄悄告诉我被子中的秘密，我便会乘弟妹们不注意时取上走到院外，躲在墙角里狼吞虎咽一番。这样的事每月至少有几次。至今我都没有把这个“秘密”讲给父母和弟妹们听。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忆及此事，心中便涌起一阵酸楚。     

奶奶患食道癌病逝于1963年春，享年60岁。奶奶生前知书达理，精明干练，在五个弟弟（我的五个老舅）中威望甚高。在奶奶病逝的前20天（1963年3月7号），我从上海来到太原市奶生堂37号院，朝夕相伴在奶奶身边，陪着奶奶走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看着奶奶清瘦的脸颊和骨瘦如柴的虚弱身体，我心里难过极了。奶奶见了我，十分高兴，问长问短，闪亮的眼神中透出无限慈爱的光芒。  

我与奶奶同睡在院内正房东厢的火炕上。晚上关灯入睡之前，奶奶总要和我唠叨过去的一些事。关于爷爷的许多事就是那时听来的，可惜当时我还不太懂事，没有多问一些具体细节，至今已成为遗憾。

(全文完)